粟和黍是起源于中國北方的重要谷物類農作物，早期粟黍農業有力支撐了黃河流域及西遼河流域早期社會發展與文明起源。時至今日，由于其耐旱、耐熱、耐土壤貧瘠等特征，粟、黍仍然是中國乃至世界范圍內重要的雜糧作物，在氣候變化與極端天氣加劇的全球環境下，愈發成為人類糧食安全的重要保障。
對于粟、黍起源與傳播的研究在新世紀以來取得了長足進展。得益于燕山南北、太行山、嵩山、泰沂山系山麓地帶和黃土高原西部舊、新石器過渡時期和新石器時代早中期諸遺址（群）的發掘，以及植物考古、碳十四測年、殘余物分析、地質考古、基于骨骼碳氮同位素分析的食性分析等多學科研究方法的介入，中國北方地區先民對粟、黍的栽培及利用被追溯至萬年及以上。學界在此基礎上初步厘清了我國北方地區早期旱作農業起源與發展的基本時空脈絡。
近十年來，早期粟、黍的傳播在國內外考古學界成為熱點議題。一般認為，粟、黍在仰韶時期基本完成馴化，以粟黍農業和家豬養殖為主的生計模式在仰韶文化時期，尤其是廟底溝期之后在以中原為中心的黃河流域大部初步建立，旋即向周圍地區擴散。近年大量積累的植物考古數據證實粟、黍在不晚于距今5000年前后南傳至西南、東南、華南地區，西傳至青藏高原東北部河湟地區，東北至黑龍江流域及俄羅斯遠東濱海邊疆區。而基于人骨碳、氮穩定同位素的食性分析則顯示上述地區該時期粟、黍在人類食譜中的占比則存在很大差異。
相比之下，粟、黍跨亞歐大陸的傳播因為其跨度廣、時間長、涉及材料眾多、內涵復雜、科技方法介入不充分等問題，亞歐大陸中西部早期粟、黍的利用和粟黍農業的傳入、發展問題長期未能得到充分研究。此外，在早期作物傳播問題的研究上，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農作物傳播的路線、時間與節奏，而農作物傳播背后的人類行為和社會因素并未得到充分重視，包括農作物傳播的推動力、不同社會文化系統對農作物的選擇性利用與拒斥、農作物栽培相關的社會組織與農田管理方式等等。近年來，隨著國際合作和多學科研究的深入，以及早期粟黍農業重要性的重新認識，國內外學界對于亞歐大陸中西部早期粟、黍相關遺存的研究不斷增加，為我們從大范圍、長時段、多角度認識粟、黍的早期傳播及其社會意義提供了條件。
本課題旨在通過對中亞、南亞與東歐若干關鍵遺址粟、黍相關遺存的多學科研究，以及系統匯總、梳理已發表的亞歐大陸中西部早期粟、黍利用的相關證據，結合相應考古學情境和民族志材料，嘗試展現起源于中國北方的粟、黍在亞歐大陸中西部早期傳播的圖景。多學科方法包括但不限于測年、植物考古（植物大遺存與微體植物遺存）、骨骼與植物碳、氮穩定同位素、基于生物標記物的殘余物分析、植物印痕等。本研究力圖描繪粟、黍在亞歐大陸中西部早期傳播的線路圖，并揭示早期粟、黍西傳的動因。此外，本研究將推動多學科方法在粟、黍農業傳播研究中的應用，同時促進粟、黍起源與及其早期傳播研究的國際合作。
Pyrras 4
Athina 117 45, Greece
